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意图愈发明显；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第二次反共高峰达到顶点。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国统区的民主爱国运动，鼓励文艺界人士用艺术作品来揭露国民党的面目，鼓舞人民坚持抗日、争取民族独立。郭沫若在爱国热情与激愤心情的双重驱动下，用仅仅10天时间创作出五幕历史题材话剧《屈原》，以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借古喻今，讽刺与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和真实面目。回忆起《屈原》的创作经历，郭沫若写到：“我是二号开始写的，写到十一号的夜半完毕。综计共十天……实际上的写作时间，每天平均怕不上四小时吧。写的这样快实在是出乎意外。” ^[1]即使是时隔40年的遥远记忆，读者仍能感受到那种奋笔疾书、酣畅淋漓的创作激情。

刘雪庵为话剧《屈原》配乐与《屈原》插曲初稿

在这部剧中，郭沫若引用了《橘颂》等屈原原作，且在第五幕中设计了屈原借《雷电颂》狂歌当哭、倾吐愤懑心声的情节，将剧情发展推至高峰。为了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烘托紧张且富予张力的戏剧性效果、充分体现出诗史结合的独特风格，潘孑农建议整部话剧应配以必要的配乐与插曲，他向郭沫若举荐了任教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刘雪庵，获得郭沫若首肯以及导演陈鲤庭、主演金山等人的认可。^[2]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克服重重困难星夜兼程赶往重庆，他与陈鲤庭、金山等人同吃同住、共同创作，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剧配乐及插曲的创作。^[3]

图一：刘雪庵的《屈原》插曲初稿（左）与黎英海的《屈原》配乐手稿（右）

遗憾的是，《屈原》配乐的初稿没能保留下来，而是消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建国后，刘雪庵曾提议重排话剧《屈原》。他不断回忆1942年的创作经历，最终在1959年8月完成了重新谱写的工作，即现存的“《屈原》插曲初稿”（下文简称“刘版”《屈原》）。这份手稿共有81页，包括“橘颂”、“礼魂”、“渔父吟”、“招魂”、“惜颂”以及“雷电颂”这六个音乐段落。2007年，由刘雪庵长女刘学麟作为家属代表将这份手稿的复印件捐赠给中国音乐学院，由校图书馆予以妥善保存。

图二：“刘版”《屈原》部分图例

黎英海为《屈原》重新配乐

1980年前后，黎英海先生也曾为《屈原》创作过配乐，^[4]其手稿由顾淡如老师整理并编入管弦乐作品组，作品编号为Gu.80（下文简称“黎版”《屈原》）。^[5]由于黎先生的大型作品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因此关于这部作品的公开信息极少，以至于我们除了知道有这样一部作品存在之外检索不到任何相关记录。直到2020年初，笔者有幸对黎先生的乐队作品手稿进行档案化整理与数字化保存，才得以接触到“黎版”《屈原》的手稿。这部作品最初只包含《雷电颂》的管弦乐总谱手稿（36页）与钢琴三重奏版本手稿（6页），但笔者在整理黎先生“未归类手稿”的过程中发现了标题为“惜颂（诵）”与“礼魂”的乐谱各一页。出于对馆藏资料“刘版”《屈原》手稿的熟悉，笔者意识到这两份手稿很可能是“黎版”《屈原》的组成部分。仔细观查下，发现其标题右下方均写有“刘雪厂旋律”字迹——这个位置通常是用来记录词/曲作者的；“惜颂”乐谱页面的最下方更是以极小的字迹写有“1979年文代会时，金山提出重演《屈原》，刘雪厂回忆当年配乐的旋律”这样一句话。^[6]由此，“黎版”《屈原》的创作缘由与历史背景等相关信息得以补全，解决了此前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无文献可考的问题；同时 “黎版”《屈原》的内容更加完整。

图三：黎英海为《屈原》创作的“惜颂”与“礼魂”

“刘版”《屈原》与“黎版”《屈原》配乐在创作时间上相差了将近半个世纪，两者诞生的历史环境也全然不同。深入对比两版配乐在乐队编制与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直观与清晰的观察不同作曲家在时代背景与个性差异的双重影响下，其艺术作品所展现出的不同特征与艺术偏好。此外，不同版本的配乐使历史剧《屈原》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与丰满，也进一步印证了该题材在戏剧领域长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手稿等文献的黎英海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成就研究》项目编号20YTC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图中资料为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