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进行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了解中华文化在其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更好地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积极地应对中日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注意到几个问题：日本国家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背后反映出日本怎样的结构调整和精神变迁？这一变化对日本近代政治和思想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日本民族精神是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文化动力

在中国学界方面，大多数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风土论”等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民族精神的成因，还侧重于从樱花、茶道、武士道和企业文化等角度透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集团主义精神、武士道精神、忧患意识和生死观。常娟娟指出民族精神中的“集团主义”精神、“武士道”精神等一系列精神演变为军国主义，并疯狂地对外侵略和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

在西方学界方面，对于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研究开始于近现代。尤其是美国学者，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都倾向于应用性研究。以本尼迪克特、赖肖尔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模式、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塑造了其集体行为及共同体认识。埃德温·O.赖肖尔以及马里厄斯·B.詹森的《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发掘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并指出了其特点在于倾向牺牲，具有个人服从集体的特点，同时阐释了日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与当代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学界方面，自19世纪中期至今，日本学者通过不同方式对日本民族精神进行挖掘与重构，旨在通过弘扬传统的方式，提振民族士气、破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重新发现、整理和熔铸体现日本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质”。部分学者从历史角度研究民族精神的内核以及国家共同体的发展演变，如井上清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外交史》、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高桥幸八郎的《日本近代史纲要》，此类著作从整体观点出发梳理了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演化，对日本民族忠君爱国、尊敬祖先、遵守礼仪等民族性格予以赞美，有助于整体上把握日本国家共同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

二、天皇制为中心的国家建构模式是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制度基础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一直是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核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二战后，天皇不在政权中掌握实权的这一特性被利用于军事领域，军国主义者利用天皇制等观念煽动民族盲目好战的劣根性，把整个日本民族推向了侵略和扩张的国家道路。在中国学界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精神依托及信仰的表象，是统合国民的象征符号。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是从制度层面分析日本的代表作，否认天皇制只出现于近代的说法，详细论述了天皇制在日本民族精神层面、社会国家发展的地位。

在西方学界方面，多倾向于战后日本就是围绕天皇制建立起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国家这一说法。关于投降前后日本统治阶层应对措施的经典著作，美国人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凭借战后公开的详细史料，以及采访大量战争亲历者、搜集各国决策层当事人的日记、谈话记录、官方档案等，将投降前后这段历史甚至具体到了日本统治阶层的言语对话上，从美国人的角度审视了整个日本从挑起战争到走向失败的全过程。

在日本学界方面，日本学者旨在通过对天皇制的研究，突显出与外国人(欧洲人、美国人及中国人等)在行为取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并对之加以体系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而划分出“我们”与“他们”的象征性界线，以期强化和重塑日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安田浩的《现代天皇制国家的历史地位——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观点》基于天皇的合法性这一假设来看待政治进程，认为天皇制在快速现代化的背景产生，侧重于研究现代天皇制的当代意义、近代日本“民族”观念的形成、日本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现代天皇制国家基本社会关系的转变等问题。

三、“外部刺激”是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外来动力

日本拥有通过找寻“他者”的方式进而突出和强化自我认同的民族偏好，历史上日本通常会借助“外部刺激”推动自身进步，“外部刺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文化，二是外部危机。在中国学界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日本是靠着大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获得成功的典型。朱锋认为中国这一邻近的“他者”在形塑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充当了“外部刺激”的角色，“中国崛起”的事实被广泛宣扬为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

在西方学界方面，普遍认为，日本政府通过对西方各国形势的情报掌握和对西方国家入侵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认清了自己与西方各国实力上的绝对差距。美国学者艾伦·杰罗认为，日本没有强大的自我，它面对着别的国家咄咄逼人的冲击浪潮，有可能会被巨浪淹没。只有建立坚强的国家意识，以之作为进入国际舞台的前提，才能保证日本在将来不被淹没的风险。

在日本学界方面，关于受外部压力进行国家建构的研究较为丰富，尤其是佩里来航方面。加藤祐三的《黑船异变（日本开国小史）》基于整体视角的详细实证研究，阐述了日本开国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深刻指出中国和日本面对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不同结果，中国经历的是残酷的战争，日本经历的是战争威胁，情况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近代史发展的不同路径与不同结果。石井孝的《日本开国史》分析了日本政府成立后的政治进程，讨论的重点是国际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幕府无法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做出反应，最终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被动地“四处游荡”，重点论述了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大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四、明治维新是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转折

在中国学界方面，以往的明治维新研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明治维新本身的探讨上，比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日本国家主义问题的研究等，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武心波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社会转型”与“历史结构”的关系角度，指出明治维新是日本大化改新模式的重演，是历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某种再现或重复，经历了明治维新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日本走上了近代国家的建设之路。  

在西方学界方面，加拿大作家诺曼·赫伯特在《日本维新史》一书中，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数据，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论述了明治维新三十多年的历史，从明治维新的背景和过程谈到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农业和政治等方面内容，指出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国家迅速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转折。

在日本学界方面，日本学者多注重考察明治时代至今一百多年间，明治维新对日本现代历史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松本三之介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明治精神的构造予以了剖析，提出其由“国家主义”、“进取的精神”和“武士的精神”三者支撑，并区分了官方民族主义与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相关研究还有铃木安蔵的《明治维新政治史：现代日本的诞生》、徳富猪一郎的《明治维新大业》、三谷博的《明治维新与民族主义：幕末的外交与政治变动》、泉贞夫的《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等。

五、战后日本国家形象建构是日本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国学界关于日本国家形象的研究多从其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具体方面出发。在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角度分析此问题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及软实力构造有着重要关联。赵蓉、于朔在《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中介绍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和日本对华文化外交，认为文化外交是日本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实现“大国化”目标的重要路径。

在西方学界方面，更多地注重日本通过环境外交、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实现其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在《日本国民酷总值》中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超级大国”并使用“酷日本”这一概念描述其对外展现出的特征。

在日本学界方面，围绕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这一问题，外交问题成为热点，研究方法以比较分析、个案和实证分析以及跨学科融合的多维方法为主。大嶽秀夫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采用比较政治的手法，俯瞰德国和日本战后国家战略定位和塑造手段及其特点和效果，分析两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清晰的展示日本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和方法。若月秀和在《“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转变期的日本与亚洲·1971-1980年》中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如何掌握国际情况，如何为协调国际环境和缓和紧张局势做出努力，并根据当时外交的长处和局限，思考今后日本国家建构方向。

六、研究述评

从长时段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国内外关于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研究，至今已经在许多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观点，比如在民族精神建构、国体建构、战后国家恢复等角度都比较完善。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则侧重在东亚这一框架之内，主要围绕着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理念、实践所带来的外交表现、日本与中国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异同等几个问题展开，力图为中日交往建言献策；西方学者对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研究主要是从特别到一般的过程，试图从日本人的行为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特征，并侧重于从文化角度探讨日本国家共同体的特性；日本学者主要研究有关如何建设战后日本国家以及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手段和方法等具体性的政策。

迄今关于日本国家共同体建构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国家形象建构的具体层面，或是对其转变过程本身的整体性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日本民族精神内核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大多强调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等问题，并以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为主。近代日本呈现了怎样的民族精神状态，其民族精神有怎样的特点，与中国的交往互动有何关系等问题，至少就国内研究而言，仍有较大的可研究的空间。故从中国与日本交往互动的历史角度、中华文化对日本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影响角度看待中华文明，能够突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传承中国元素和特有优势，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