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早慧的天才少女，钟晓阳的文学之路是相对平顺的，17岁的她就已经在文坛获奖，声名鹊起。而《遗恨》出版于1996年，是她写于“九七”回归语境下的长篇小说。在这个过渡期里，整个香港都带着迷茫的底色，因而小说中展现的矛盾与恩怨情仇也更为复杂，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人揣摩。而“死亡”一直是钟晓阳小说中的重要存在，正如王德威所认为的“钟晓阳的最爱是具有古典气息的恋爱加死亡的故事，腐朽与死亡是她颂之不辍的主题。”^[1]本文将主要探究小说中两个关键性人物——黄景岳、于一平的死亡，去捕捉这两场死亡与性格、命运、情节、悲剧、写作策略等丝丝相扣、彼此环绕的意味。

黄景岳和于一平算是翁婿，又算是姑侄。纵使在外界看来这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当大的悬殊，黄景岳是雷厉风行的富商，于一平只是个温良恭俭的教书匠，但他们在情感、爱恋、婚姻上却有着相似的难解的困境。暮年的黄景岳在向一平坦陈自己年轻的荒谬与错误时，意外得知了当年那个他喜爱却被他奸污的女子翁玉恒的踪迹并与之重逢，更是知晓了“私生子”程汉的存在，自此妻子于珍、养子静尧、私生子程汉之间的这种矛盾便相互交织、愈演愈烈，终于在他七十岁大寿的那天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而正当所有人认为一切都在那个黑夜里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却传出了他的死讯，他的死亡仿佛让前一夜的矛盾戛然而止，或者说失去了着力点。再观于一平，他被迫“背黑锅”与金钻结成了婚姻，然而这场非正常的婚姻给他的鲜少有爱，是无尽的堕落，他与偶遇的娇妹有了露水情缘，甚至长时间出轨“嫂子”施纮蒂，最终这场婚姻结束，然而他很快又与宝钻结合，已不论世俗、伦理、血缘，但这个小女孩美好的爱情却也没能救赎他，最终他在一系列的纠葛矛盾中死在了静尧的枪口下。

他们二人的死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当时难以调和的矛盾以收束与缓解，这种死亡给他们人生的仅仅是一个结束，但给他们性格的却是一种结局。不和谐的爱恋、充满背叛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似的怯懦与优柔寡断，黄景岳无法狠心斩断苦痛的婚姻，也无法抹去对翁玉恒的愧疚；于一平对很多违背伦理的爱恋明知不对又无法拒绝，他时常感到罪恶却又无法停止，前一段婚姻的影响更是难以摆脱，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钟晓阳用他们的死亡来确立男性的“价值”，以死亡的形式换取意义的提升，流露出对男性精神孱弱的惋惜。^[2]

但与此同时，他们带着秘密的死亡依旧有着持续的影响，对情节有着开放性的推进，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隐秘。在于珍的日记里我们得以窥见黄景岳死亡的真相，而静尧借此威胁于一平，表面的和谐已然被打破，曾经的暗流涌动演变成你死我亡。是的，一平终于倒在了静尧的枪口下，他死后，宝钻对他死因的暗自追查与最终的出走又为小说情节打开了新的走向。可以说，原本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将归于平静，正是这两个男人的死亡打破了这种期待视野，增强了小说情节的张力。

首先，这两场死亡的人物充分满足了“最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3]，黄景岳是个爱孩子的父亲，是个念旧重情的人，于一平是个善良谦逊有责任心的人，但他们的软弱与优柔寡断就是那一点“白璧微瑕”，极好地构成了悲剧的底色。

其次，正如朱光潜认为的“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4]，二人对苦难命运的不反抗、对不理想生活的妥协与接受要为他们走到死亡的境地负很大的责任，如果黄景岳能及时斩断婚姻，也就不会被推入泳池；如果于一平能在那个复杂的纠葛中趁早抽身离去，自然也不会倒在静尧的枪口下。正如尼采说：“日神的美感是把生命力的丰盈投射到事物上的结果。酒神的悲剧快感更是强大的生命力敢于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一种胜利感。”^[5]悲剧的快感是人与苦难的强烈对抗，而他们的屈从让这种对抗的快感消解。

再者，死亡这个情节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抗争以及意义的消解，意味着一种宿命性的难以抵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悲剧性。

最后，作者钟晓阳在对这两个死亡情节的叙述策略上是节制的、理性的。可以说，作者一直规避着对死亡的正面描写，第一是不正面描写血腥的场面，第二是不正面描写人物死亡时的痛苦情绪。^[6]黄景岳的死亡仅仅用小说中静尧的一句“我在医院。爸爸出了事。在泳池里找到他，已经迟了”^[7]就交代清楚，后续的整个叙述也显得非常平和；于一平的死亡场景的叙写更是带着浪漫主义与诗意朦胧的色彩。这种节制是对于悲伤情感到达顶点的一种控制，更是对高潮情节的抑束。毫无疑问，无论是黄景岳还是于一平的死亡，都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高潮性情节，作者的这种克制似乎使小说失去了高潮。但在实质上，却是使小说的高潮被无限期地延宕了，因而可以让人们更持久地感受到这种高潮的在场，整个文本的余韵因之也就得以被成倍地拉长。^[8]因而死亡带来的悲伤不那么激烈，情绪有着一定的缓和，让“本能的潜在能量得到适当的宣泄”^[9]，但这恰恰也就带来了小说悲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消解与弱化，让这种悲剧显得“不彻底”。

在钟晓阳的书写下，《遗恨》中黄景岳和于一平的死亡是对人物本身性格与命运的收束，是对情节的开放式处理，更展现的是一种弱化的悲剧性、节制的叙述、高潮的延宕、哀伤的抑制。这两场死亡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作者就是以一种独特的书写，凝聚着朦胧的哀愁、宁静的悲伤，将无解的矛盾引向一个临时的出口，又为后续的情节带来了催化剂，让整个悲剧消减式地弥散开来。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腐朽的期待——钟晓阳小说的死亡美学》(序论)钟晓阳. 遗恨传奇

[M]. 台北：麦田出版社, 1996.

[2]李贵成.太虚幻境与桃源乌托邦——从梦境书写看《红楼梦》对钟晓阳《遗恨传奇》的影响[J].华文文学,2019,No.151(02):85-92.

[3]亚里士多德. 诗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