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亦称“绅士”，亦称“绅衿”，指具有科举功名或学衔而又不居官位的社会群体，包括正途出身享有科举功名或学衔而又不居官位者,还包括捐纳、恩荫、保举、军功等方式而取得异途功名或身份者,以及因丁忧、罢黜、退休等原因而寄居乡里的在籍离职官员。这一阶层是掌管地方学务的文化精英，在清末教育变革中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展新式教育活动，在直隶省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庚子国乱后，晚清政府为应对内外困局而推行新政，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在兴学政策的推动下，直隶省迅速响应，积极改制书院、试办新式学堂，并颁布《直隶省小学堂暂行章程》，在直隶各州、县设立小学堂，招收通晓五经、文理明顺、体质强健、天资聪慧的学生入学，教授经学、文学、法学、财政学等课程。^[1]在士绅阶层的积极推动下，直隶省初等教育的各类学堂得以蓬勃发展，形成了以直隶省为代表的全国初等教育新风尚，为其他省份树立了发展新式教育的榜样。这一阶层积极开展教育实践，推动初等教育的发展，为晚清直隶省初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贡献了重要力量。

一、捐资设学

晚清政府大力推动教育改革，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实用人才。但受限于战争赔款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和持续的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其在新式教育发展上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清政府意识到中央财政无法独力支撑全国各地新式学堂的建设和运作，因此将这项重任交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来共同承担，并鼓励士绅阶层开办初等教育各类学堂。“自强根本舍大兴教育更无他策，小学所以教通国之民，实为根本之图，应请明谕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裁节官中不急之费，捐募绅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时并举”。^[2]在清末，即便直隶省作为“畿辅重地”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也长期受困于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为了缓解办学经费压力，直隶省积极寻求士绅阶层的支持。这一阶层通过捐资助学的方式为直隶省初等教育各类学堂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士绅阶层的捐献是清末直隶省初等教育经费重要来源。他们通过独资创办学堂、捐助学堂经费等方式支持直隶省初等教育的发展。如天津士绅为天津民立第二等小学堂每月捐献一百八十两作为办学经费。^[3]易州士绅为易州官立高等小学堂捐献学堂经费京钱八千吊，折合易州银三千二百余两。^[4]再如，昌黎县士绅张云亭，增贡生，在清末科举废止后，率先捐献资金为家乡筹集教育经费，创建族立两等小学堂，并招收非族裔学生以普及教育。^[5]南皮县士绅徐兰如，邑庠生，曾在徐氏宗祠内设立家塾。到了清末，他与村民们共同筹集经费，率先创办了初级小学堂，成为各村的模范。在他的推动下，学堂的学生人数增加到四五十人，学风之盛名冠该县南区各村。^[6]磁州士绅范协隆，监生，遵照其母赵氏的嘱托，将西乡北贾璧村的两处房屋及二十九亩五分土地捐赠，以用于小学堂的日常经费。其所捐房产及土地的总价值约为一千两白银。^[7]无极县士绅田宝颖，文生，以慷慨捐赠和热心地方教育事业著称，于1905年向无极县令阁村公立初等小学堂捐赠了价值一千二百两的四十亩园地，以及一处旧庄基，并新建了价值一千八百两的九间学舍和一段操场，合计三千两。此外，他的胞弟贡生田宝坚和武生田宝录也捐赠了三百两白银，作为令阁村公立初等小学堂的开学经费。^[8]

纵观晚清直隶省教育现代化进程，首要挑战即为经费不足，尤以初等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最为突出。初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支付教师的薪资，还需要购买教学设备、教材以及维护校舍等基础设施，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然而，清末的财政状况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教育投入，导致各省初等教育的发展遇到严重挑战。在教育经费短缺的窘迫困境下，士绅阶层积极捐资设学，推动了直隶省初等教育各类学堂的快速发展，在直隶省初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二、担任学堂教员

担任学堂教员是士绅阶层推动直隶初等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途经。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各地新式学堂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传统教育机构，成为地方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士绅阶层的读书致仕之路受阻。他们不得不谋求新的社会角色，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为此，大量士绅担任学堂教员，在新式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士绅阶层在担任学堂教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清朝末期，大量士绅担任直隶省初等教育各类学堂的教员，直接参与初等教育教学工作。如邢台南宫县士绅李鹏霄，字云程，前溹滤村人，“家贫设教乡里，时值慨捐钱三百仟，与后溹滤村合立学堂，又立本村初等小学堂一处，自捐桌凳、教科书等，费百余仟，身任义务教员十余年，成材众多”。^[9]再如保定新城县（今高碑店）士绅孟昭鉴，字晓潭，史家镇人，廪膳生，亚圣孟子第七十一代孙，“家居教授，清季各县立高等小学堂，邑侯谢书璠聘充堂长兼汉文教员，校规严正，教授有方，在校五年，邑侯李秉和以品学兼优旌之”。^[10]

师资力量短缺是直隶省初等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直隶省于1907年大规模派遣士绅担任各类初等教育学堂的教员。例如，蓟州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梁同绩（遵化廪生）、李宝书（涿州廪生）；保定模范高等小学堂分派4名教员，分别为盛仲魁（怀柔增生）、李兆镛（河间附生）、李钟元（衡水附生）、程维翰（隆平附生）；清苑县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齐世铭（蠡县举人）、王官周（枣强举人）；沙河县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刘凤洲（安平附生）、吴凤岐（南和附生）；赵州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潘艺林（沧州廪生）、李靖宇（赵州增生）；祁州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郝士芬（无极增生）、刘堉璋（博野附生）；迁安县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王如山（枣强附生）、刘步瀛（南宫附生）；邢台县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分别为杨冲霄（清苑附生）、石春黠（容城附生）；内丘县高等小学堂分派2名教员，刘凤德（行唐附生）、李文汉（房山附生）；^[11]据统计，1907年，直隶省分派给各地的高等小学堂教员共计209名，其中193人具有士绅身份。^[12]

派遣士绅担任初等教育学堂教员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精英，长期以来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尤其在教育领域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尽管他们所掌握的新学知识十分有限，但在清末新旧体制交替的教育变革中，士绅仍然是担任初等教育教员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废除对士绅阶层产生巨大冲击，使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官职的晋升途径。为此，清政府在发展新式教育的同时，选派年富力强的举贡生员担任学堂教员，“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富力强者皆可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13]。这一举措不仅能够为新式学堂补充急需的师资力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息士绅阶层的动荡情绪，维护社会稳定。

三、改传统教育机构为学堂

在清政府兴学政策的推动下，直隶省积极推进各类初等教育学堂的建设，力求在全省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然而，由于办学经费不足，直隶省无法在短时间建立覆盖全省的初等教育各类新式学堂,“以中国现时力量及人民程度，而欲大兴教育，广设蒙小学堂，恐无此量数之经费，亦无此量之教员”^[14]。这一困境不仅影响了教育普及的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直隶省初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为此，直隶省充分利用传统教育资源，将书院、义学、私塾等传统教育机构改设为蒙学堂、小学堂，以推动初等教育的发展。在直隶省的新式教育活动中，士绅阶层积极推动传统教育机构改为新式学堂。例如，唐山县士绅靳玉如将该县义学改为蒙养学堂，详情如下：

唐山滦县士绅靳玉如，字瑞廷，胡各庄人，幼聪颖好学，院试以第一名入邑庠，性慷慨爽直，胸无城府，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服于朋友，于公益事尤为热心。初胡各庄镇有观音庙一座，庙中香火租及案租，每年收入颇丰。清光绪二十三年，玉如乃商请以庙产剏办义学，于是本镇贫苦子弟皆得免费读书，其书籍笔墨纸张无力购买者，均由玉如个人施给。光绪三十三年，颁发新章，各处设立学堂，玉如又商请将本镇药王庙及文昌宫香火地租，一并归入义学，改设蒙养学堂。胡各庄之有小学教育，实基于此。^[15]

同时，直隶省士绅将家塾、书院改为小学堂，以推动初等教育发展。例如，新城县杨家庄士绅杨开溥，字博泉，诸生，于1902年考入保定东文学堂，师从尹宏庆先生。毕业后，杨开溥致力于教育和实业发展，改家塾为蒙学堂，教授乡里子弟。^[16]无极县士绅李凤阁，岁贡生，热爱家乡，不遗余力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他于清末倡议创办圣泉书院，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又将其改为高等小学堂，并推动设立其他小学。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无极县各邑成立了六十余所小学堂，在初等教育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17]怀安县士绅徐寿光（拔贡）、宗翰藩（举人），于1903年在原文昌书院旧址上设立高等小学堂，将书院的学田租金收益及明正渠的渠租拨作改建学堂的常年经费。^[18]滦县士绅吴会隆，副贡，利用海阳书院的办公处，将书院地租收益和村捐等作为办学基金，改建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他亲自担任学董，招收一班学生，于1908年开始授课。^[19]三河县士绅赵维新（岁贡）、李文魁（恩贡），于1904年将临洵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赵维新担任堂长，李文魁担任劝学总董。他们将书院生童的膏火费用转作为学堂基金，并负责学堂的饮食、制服、书籍等开支，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20]

在教育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直隶省发展新式学堂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地方官员在推进新式教育发展时，必须寻求士绅阶层的支持与合作，“须督同地方绅董细考地方情形，妥筹切实办法”^[21]。因而，直隶省各地官员选派“公正明达，乡望素孚”的士绅，“予以襄办学务之责任”^[22]，将书院、义学、家塾等传统教育机构改为新式学堂，以补初等教育发展之不足。地方士绅开展传统教育机构的改制工作是清末直隶省初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一阶层的支持下，传统私塾、书院逐步发展为近代新式小学堂、蒙学堂，推动了清末直隶省的初等教育各类学堂快速发展。

综上而论，士绅阶层通过多种方式活跃于清末直隶省初等教育变革中。他们不仅捐资设学，为初等教育事业提供经济支持，还积极担任学堂教员，直接参与教育教学工作。此外，士绅们积极改造传统教育资源，推动了传统教育机构向新式学堂的转型与发展。在这一阶层的大力支持下，清末直隶省初等教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到1908年，直隶全省共有新式小学堂8809所，学生197832人。至1909年，直隶省共有新式小学堂10569所，学生230813人。^[23]作为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士绅阶层为直隶省初等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教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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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雨苍等.新城县志[Z].1935年铅印本，卷十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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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曹桢等.三河县新志[Z].1935年铅印本，卷十三：8，卷十：7，卷十一：42.

[21]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A].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07.

[22]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A].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93.

[2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71-272.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年课题“清末士绅与直隶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TJJKY2024-QN-01）

作者简介：姜柏强，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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