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首次全面深入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被广泛接受，对于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对真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卓越的理论价值，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所宣扬的“永恒真理”和“永恒道德”，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道德观。本文的目的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道德观的含义以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一、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阐述

杜林认为真理是恒久不变、永恒存在的，适用于任何世界和时代，真实地存在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之中。他把当下的真理看成永恒的，并将这个观点应用到各个领域。在他看来，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某一阶段、某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的认识都可以绝对化，且成为所谓的“最后的终极真理”。他认为人可以把握绝对真理，以此来正确认知世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能够实现对绝对真理的把握。他还认为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思维的表现只能在个人之间进行，人的思维能够绝对地、无条件地、完整地穷尽对宇宙的认识，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具有至上意义。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真理观，认为它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的绝对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第一，恩格斯认为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真理的“绝对性”是指认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相对性”是指对客观事物自身的客观真理性的认识需要特定的条件。绝对真理既不是相对真理的简单机械加和的结果,也不是从有关相对真理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而是在相对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是通过历史认识的辩证发展形成“发展的总体”。无数相对真理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修改、充实、完善,最终形成绝对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发展的总体。在这个绝对真理中,各个相对真理只是充当其中的一个环节的角色而存在。由于事物本身的无限发展性,相对真理的发展只能不断接近绝对真理,无法达到绝对真理的终极认识,否则终极真理就会存在。并不存在永恒真理，绝对真理也一定不是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在人类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相对真理之间的辩证否定过程得以实现的,两者是辩证关系。恩格斯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从“实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动态的、辩证发展的过程,通过辩证扬弃的方式在发展中实现绝对真理。

第二，恩格斯认为真理和谬误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对对立、互相转化。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准确理解被称为真理，相反，对其进行错误歪曲的观点被称为谬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存在明确的原则界限。但值得注意的是,真理的内容是有条件限制的。真理和谬误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是绝对对立的,超出了这个范围,离开了这个条件,就丧失了这种对立的绝对性,而呈现相对性。正如恩格斯所讲：“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从恩格斯进一步的论述中必然可以得出绝对真理本身就是相对真理的结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绝对真理是有条件的真理。绝对真理包含了可变的前提条件,因此，绝对真理本身就包含了发展的潜力。后来的新的条件出现时，作为包含前一种条件在内的绝对真理, 就变成了相对真理了。

第三，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两者互为条件、互相包含、相互转化。他认为,人的思维是个人思维和人类思维的统一。“人的思维”是以“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人的思维”而存在的思维。所谓思维的“至上性”,指认识的绝对性、无限性和无条件性；“非至上性”,是指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有限性和有条件性。恩格斯认为必须从人类思维和个人思维的统一以及个人认识和人类认识的统一出发，来理解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 “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说，人类思维的内容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一代代人的不断修正错误而逐渐逼近真理的动态过程。在此意义上讲,思维的至上性是指人类具有通过实践不断改正谬误、接近真理的能力,是通过一系列不至上性的思维的发展实现的。前一代知识和后一代知识的关系是传承与扬弃，而不是“相加”与“总和”。所以,思维的至上性中包含了非至上性的思维,同样,由于后代修正了前代的非至上性的思维,使其超出了原有的非至上性的界限,所以，非至上的思维中包含着至上性思维的因素，二者互相包含。个人思维的局限性源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必然会被超越，因此，个人思维永远不可能是完满的。

二、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述

杜林不断强调存在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以期让人们承认道德的永恒性。他认为，道德原则是普适的，适用于所有时代、民族、阶级，不仅限于地球上的人类，还适用于宇宙中的所有生物。他认为道德不仅是超阶级、超历史、超民族的，还是永恒的、不变的，无论在何时何地，善恶的区分是绝对的。他认为“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所以把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和不受社会历史、统治阶级和民族的变化而变化影响的道德规律。只要认识到道德的终极基础,人们便能获得道德的真理，因为道德的真理即是道德的终极基础。道德真理之所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因为它具有终极的性质。既然具有终级的性质,又是普遍适用的,因而道德的真理是永恒的。

恩格斯认为，杜林所谓的永恒真理的具体所指的就是把永恒道德作为永恒真理的典型范例，以及作为永恒真理存在的一种类型。对此，恩格斯阐明了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与民族性。

第一，恩格斯认为道德不是永恒的道德,而是发展变化着的道德。道德问题也就是善恶问题。恩格斯认为,如果杜林在真理和谬误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在道德问题上的进步也将十分有限。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善恶观念是有民族的差别和时代差异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杜林认为,善和恶是绝对对立的,善不等于恶,恶也不等于善；如果背离了善恶的区分,就会破坏人们对善恶的共同标准,导致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了。恩格斯指出,如果善恶问题真是如此简单,那么就不会存在关于善与恶的争论了，每个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知道什么为善，什么为恶了。但客观事实上，善恶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不存在终极道德。

第二，恩格斯认为道德的产生有一定的经济根源。他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所以，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道德，道德的产生深受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的影响。任何阶级的道德观念,都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变化,不具备永恒性。恩格斯说:“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道德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且道德具有进步性，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形成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最终发展成为超越阶级的、适用于全人类的道德。由于人们不能忘却阶级对立,进而不能形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在此之前,杜林以“永恒道德观”企图为未来的社会制定一个永恒的道德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认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具有某些共同性，存在着共同道德。共同道德的存在是被承认的,但是,共同道德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并且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其的理解应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说,在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三种不同的道德论中,仍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这是因为这三种不同的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同一历史演变源自共同历史背景，这为形成一些共同道德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导致了不同的统治阶级,从而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如果不同的民族、阶级和国家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上，那么，拥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论就是很正常的。杜林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共同道德并不等于永恒道德，尽管他是通过共同道德来证明永恒道德的。承认共同道德的存在，并不排斥道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存在。因为关于道德的永恒不变的原则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道德哲学的问题。是否存在共同道德是一个道德事实判断的问题, 是实证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而对共同道德的解释则属于道德哲学问题。因此，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的层次,不能用共同道德的存在否认道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

三、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道德观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当代价值

不同于以往所有旧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实践作为基础，融合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以历史为参照，在社会历史及其变迁过程中去研究真理问题。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是指导社会实践认识和发展理论的思想准则。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又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经过实践验证和检验的，毫无疑问可以作为指导中国发展的真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获得这些伟大真理。目前，一部分人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误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验化、狭隘化，仅把眼前事实和自身经验作为唯一标准去检验真理，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评价周围发生的事情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原则牢记在心，并在判断社会价值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在建设美好富强祖国的实践进程中，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思想，去对待真理，发展丰富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永远不会忽略历史情境这个现实环境，将问题还原回相应的时代背景中去，来更加客观、准确的解决问题。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历史情景想结合来进行思考，就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这种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当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有利于个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提升道德素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使人意识到个人在社会、工作和家庭中扮演不同角色时所面临的不同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塑造其社会属性，从而避免做出错误的道德和行为选择，有利于个人更好地处理不同的社会关系。个人自身道德素质的提高也促进了个人幸福感的获得，拥有高素质的人往往更受他人的欢迎，作为社会性的人能更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主张优先满足他人和集体利益，主张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有效阻止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肆虐，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保障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其次，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道德具有历史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这有助于我们在处理道德问题时保持客观理性。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相关理论，可以避免绝对化、教条化、主观化的处理方式，能够更加公平地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道德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就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专为培育高素质的时代新人而量身打造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时代价值。最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能够正确指引社会存在，有利于我国长治久安。国家的治理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而制度需要一定的人去执行。制度执行者只有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才会严格执行国家制度，这极大了促进了法律这个强制性治理机制的运行。同样，制度是有约束对象的，约束对象的道德素养也会影响到制度的运行。约束对象的道德素养良好，制度的执行力就会增强；约束对象的道德素养普遍低下，那么社会执法成本就会增加、国家治理效能就会降低。制度的执行者和遵守者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指引，才能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才能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进而提升国家的治理效能，有力促进我国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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